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比喻那些看起来毫无关系、非常微小的事情可能带来巨大的改变。这个效应也可以说明，事情发展的结果对初始的条件具有很强的敏感性，条件的细微改变，很可能给结果造成极大的差异。
在中国，一个政策除了对它直接辐射的方面产生影响外还可能会对很多其他方面造成影响，在一定情况下细微的差别千丝万缕地联系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如果把政策比作蝴蝶，那么它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正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因素一起，一下一下地，扇动着翅膀，影响着社会。
“男孩偏好”
透过数据，我们仿佛可以假设一个似乎已经不足为奇的推论：计划生育政策下，这个社会仍然存在着顽固的生育选择，而它的选择是男孩。
“一孩半”政策甚至为农村地区的男孩偏好购买了通行证，在很多地方存在的“生到男孩为止”文化里，男孩已经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主流而不仅是偏好。政策的制定当初是为了取得广泛程度上的意义，但是却没想到会和社会文化一起，为某一种特定的偏好买了单。
蝴蝶效应，由此开始，便从出生的这一环悄悄地开始了。
“一孩半、两孩政策”
在具体政策上，2013年以前中国大陆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一直很坚定，打算继续推行以独生子女为主，一孩半、双独一孩为补充，自治区和一些少数民族（壮族、满族外）等几种情况可以生育两个或多个子女的政策；
但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国家开始希望鼓励生育，提高出生人口率，于是自2013年起，单独两孩政策被提倡，即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小孩，但取得的成效甚微，出生人口并没有在2015年达到国家预期；
于是在2015年，国家开始推行全面两孩政策，即政府规定每个家庭最多只生育两个小孩，政府只对头两个小孩进行补贴。2021年5月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单独两孩政策颁布后，二孩的占比明显上升。也正是在2021年5月31日，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对外发布。
“长女的焦虑”
那些作为农村地区“一孩半政策”里的女孩，在政策与文化的夹缝里生存，长女的角色让她们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
一方面，是自身长女角色的要求，要在家庭里担起领头的模范，另一方面，是年幼的弟弟，从他的出生开始，就自带着整个家庭对男孩的期待。
这些严格的自我要求和因性别所受的区别对待带来的焦虑，围绕着长女的成长，也为后来她们追求高等教育和迁徙大城市寻求更宽松的生活空间埋下了种子。
当下，我国已经基本消除基础教育的性别不平等。
根据2019年的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得知，女童平等接受学前教育得到切实保障，有更多的女童可以在适龄得到学前教育，女童占学前教育总比的46.9%；在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女生占全校学生比的46.5%，性别平等在义务教育阶段得到了基本的实现。
“华坪女高的故事”
在某些贫困或者偏远地区，还有一些一直为基础教育的性别平等而争取的力量。
张桂梅校长所推动建立的第一所全国公办女子高中华坪女高，2008年建校以来帮助1800多名女孩走出大山、走进大学。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蔑视卑微的懦夫”。
这样的誓言激励着很多贫困家庭出生的女孩不服输、不认命，走出大山去往更广阔的世界。
基础教育的基本实现在某种程度上为女性寻求高等教育奠定了基础。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逐渐被弥合的成果，让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在遇到向上的机遇才有足够的能力握住它。
高考是农村女性走出大山的机遇，是走出大山通往更广阔世界的门，是她们摆脱原生环境在人生诉求上的一次契机。而因为这个契机的存在，混沌世界中的联系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千丝万缕的联系围绕着蝴蝶正煽动的翅膀，让空气中的气流正向着某一个方向流动。这个方向指引着女孩们向性别差异外的地方奔去。
“女性领跑高等教育”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显示，我国不仅已经在义务教育阶段基本实现消除性别不平等，在高等教育阶段女性占比还逐渐上升：
在2019年，在校研究生中女研究生占总人数比为50.6%，已经超过男性，由此可见当女孩得到足够的基础教育保障时，她们完全可以在高等教育中走得更远。
这其中不乏大量的农村女孩通过高考走向大城市，“小镇做题家”一步步借着教育的梯子走出农村，走出男孩偏好的过往，并梦想依靠自己的努力在新城市搏得一席之地。
“经济是主导”
尽管“知识改变命运”已经被大众所熟知并且接受，但在现实情况中，教育往往和经济捆绑在一起。在农村家庭里，经济水平成为女孩能否得到足够教育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研究表明，农村家庭的经济情况对内部教育性别差距具有“缩小—扩大—缩小”作用：
即在经济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家庭无力承担任意小孩的教育费用，这时并不会对性别差异造成太多的影响；
在经济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家庭可以供养有限数量小孩的教育费用，这时性别带来的差异便突显了。”重男轻女“观念浓厚的农村社会里，女孩面临隐性或显性的劣势，由性别而导致的筛选在这里产生，女性很可能被迫为男性的教育而让位；
在家庭经济水平再次提高的阶段里，教育费用已经不再影响到是否上学的决策，性别差异又再次逐渐缩小。
那么农村女性在受到高等教育后，并没有回到原生环境下，她们去了哪里呢？
数据发现大城市的就业机会、社会资源以及文化对高等人才有着极强的吸引力。以深圳为例，作为我国的一线超大城市之一，2016至2019年的数据显示，深圳地区的户籍迁入男性人口均小于女性人口，女性成为了深圳迁入人口的主力。
“大城市的粘性”
男女在面对大城市相同的吸引条件时，大城市对于女性的粘性更大，又或者说，女性对于留在大城市的主观意志更为强烈：她们在大城市接受教育，进而在大城市谋求职业，并最终选择留在了大城市。
“女性职场困境”
虽然在教育阶段的性别差异正逐渐缩小，女性也因此获得了许多的教育机会，但父权制社会的结构性不平等并没有就此结束，在职场里，她们依然受到来自社会的歧视。
总体而言，据彼得森研究所的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参与率中的性别差距率已经从1990年的9.4%上升到2020年的14.1%。这表明，职场歧视问题一直都存在，并且随着女性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变得更加严峻。
在职场招聘环节，据国家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研究显示，在2018年的国家公务员招聘目录中，有近5 分之 1的岗位偏向于男性。
全国妇女联合会也在2015年的研究中发现，超过80%的女大学生表示，毕业求职期间曾遭遇过到不同形式的性别歧视。
“两个效应”
在职场中，女性们普遍面临“粘地板效应”和“天花板效应”。
“粘地板效应”是指女性薪酬涨幅慢、升职空间小，就像被黏在地板上一般；“天花板效应”是指女性难以实现职业上的突破，因为有隐形的天花板，所以即使上升也不能超越上限。
“薪酬低、职位低、涨幅慢、晋升难”描述的便是女性在职场中的现实处境。
我国薪酬的性别差异随着地区分布也有所不同。
根据 2014-2015 年互联网上公开的简历数据薪酬水平显示，整体而言，我国女性的平均薪酬只有男性的60%~70%。
在南部沿海、西南边境和西北内陆地区的女性收入较高，而在中部平原地区，女性收入相较男性更低。
“难以逾越的收入鸿沟”
除此以外，男女收入差距存在两个难以逾越的鸿沟：
通常而言人们认为随着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与男性的收入差距应呈逐渐缩小的趋势。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研究发现，由于职场中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女性的学历与回报不成比例，甚至往往需要比男性多读一个学位才能获得与之相同水平的薪酬。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工作年限的积累能够提升劳动参与的回报。而在研究中发现，两性的薪酬水平随着工作经历的积累确实在增长，然而相应的薪酬性别差距却也在拉大。
数据显示，男女的薪酬随工作年限的积累而增长，但也逐渐呈现饱和状态。其中，由男性和女性的线性拟合斜率值0.64和0.43可知，男性薪酬的增长幅度高于女性。
也就是说，女性在工作经验积累的同时，仍然不能获得和男性同样高的薪酬涨幅。
“生育代价”
“生育代价”被用来衡量女性在生育前后所产生的薪酬差异。研究表明，6%~7%的生育代价主要来自于女性生产力的差别和雇主的歧视。
正如我们所知，母亲照顾子女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会影响到她们的生产效率，从而影响到薪资的下降；同时，雇主以及整个社会对职场妈妈的刻板印象也会造成她们不被认为拥有与未婚女性相同的生产力，进而影响到她们的薪资水平。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雇主在招聘环节便要求女性未来3~5年不能生育，由此可见雇主对职场妈妈的歧视从职场初期就埋下了伏笔。
尽管整个劳动力市场对于女性而言仍然不够乐观，但随着经济、政治、文化条件的完善，女性的求职环境会越来越好，这也鼓励着女性在获得高等教育后，前往大城市寻找更公开透明的职场环境，进而帮助自我价值的实现。
“沉重的家务负担”
在农村的劳动模式里，很多地方夫妻双方仍然沿袭着“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如果作为一个生活在农村的女性，很有可能需要承担家庭内绝大部分的无报酬劳动。
数据显示，一天中农村女性参与家庭内的无报酬劳动（含家务劳动、陪伴照料孩子生活、护送辅导孩子学习、陪伴照料成年家人）平均时长为211分钟，而男性仅为69分钟。
而劳动市场对女性的开放，女性劳动报酬的提高，同时也向外吸引着她们，如果拥有了经济上的收入，她们便不再是离开丈夫就不能生存的农村妇女。于是，即使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年轻女性也会选择进城务工，离开原有的生活环境，向大城市流动。
“男多女少”
由于几十年来出生性别比的偏高，新生婴儿中男性多于女性。二十年后，当这些新生儿进入适婚年龄，就形成了适婚年龄段的男多女少现象。不过男性在婚育上的年龄选择范围会比女性广，即男性可以选择比自己更年轻的女性进入婚姻，因此男多女少的现实并没有严重影响男性到让他们处于没有婚配选择的境地，而许多社会因素，才成为了男性进入婚姻的“真正关卡”。
“婚姻挤压”与经济因素
“婚姻挤压”被用来描述一个地区的适婚男女人数的不平衡。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农村未婚男性占男性总人数的62%，几乎是未婚女性占比38%的两倍。
在单身男性率高的贫困地区，65%的男性认为经济困难是他们无法结婚的主要原因，贫穷让当地男性无法承担高额的结婚成本，同时也让当地女性更倾向于出嫁到外地。
与此同时，高额结婚成本也让农村男性难以结婚，结不起婚。在中国农村，高额的结婚成本例如车房“两座大山”，天价彩礼、五金首饰、改口费等已经成为了娶妻路上的“拦路虎”。
研究表明，在我国的单身男性率高的地区，男性的结婚成本约是当地女性的五倍，而在单身男性率低的地区，男性结婚成本仍然是女性的三倍。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2015年，农村男性家庭需要承担的彩礼（10.71万）金额不仅高于女性家庭需要承担的嫁妆（4.45万），还远远高于当年农村可支配收入（0.87万）。
而越是贫穷、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村地区，对类似的风俗礼节越是看重，这对于当地本就贫穷的男性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适龄女性的出逃”
农村年轻女性的大量出走也成为了这些地区男多女少的原因。女性不满足于眼下的现状，又遭受着重男轻女观念的束缚，于是积极通过教育、婚姻、就业等方式，向更大的城市迁移。
数据显示，这些地区约超过一半的女性选择了因务工而向外迁徙；同时女性还通过婚嫁的方式离开原来的贫困地区，研究中发现在单身男性率高的地区有65%的农村女性倾向外嫁，即使在单身男性率低的地区也仍有44.4%的女性倾向外嫁；
而男性因为家庭内部资源的倾斜、社会重男轻女思想的保护，他们在本该努力读书的年纪自我懈怠，又或者在完成高等教育后回到如“温床”般的家乡。男女性别之间的差距，就这样在一次次地选择之下，被逐渐拉开了。
而与之相连的数据是，农村地区一人户家庭并且户主是年龄在25至44岁的男性占比为70%以上，于是可以推论这些地区的男性在离婚后大多没有再婚，成为了一人户家庭。
结合现实情况发现，近年来有不少农村和县城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单亲爸爸，正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性别因素带给社会的影响就像一直沉浸在休眠火山下的岩浆，仿佛某一日会喷涌而出。“妻跑族”:
某些中原地区农村或县城受文化影响惯有着“中庸”的理念，重男轻女在当地表现为“一定程度上重男轻女却又不是极端重男轻女”，如果极端重男轻女，女性得不到教育机会就很可能从刚开始就被困在当地，而不极端重男轻女，女性可以得到某些教育机会但仍然被轻视。
于是在重男轻女的压迫下，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教育后，选择离开县城，落户大城市。当地未婚男性可选择的女性减少，逐渐开始把已婚女性纳入结婚目标，“婚姻不幸福”这叶扁舟借着时代境况的河流顺势而下，造成“妻跑族”愈来愈多，众多的单亲父亲家庭也因此出现。
就好像命运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好价码一般，计划生育政策协助国家放缓了人口增长的速度，也同时让男性尝到了在其之下的性别红利，但最终逐渐形成的性别不平衡却让整个社会在几十年后再次位于性别危机的漩涡之中。
“性别危机的漩涡”
有关研究表明婚姻挤压与结婚欲望对单身男性的双重压力，会为社会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由于婚姻挤压形成的男多女少现状，从侧面激发了单身男性对于结婚的渴望，而性别失衡的现状以及经济贫穷的现实又无法满足其已经增长的欲望，从而从内部形成了矛盾的张力，张力反映在社会上便是给健康、公共安全等方面带来的不稳定。
有研究者进行了预测，在性别比为1.08的情况下，由性别失衡带来的性交易率和艾滋病感染率会在2050年分别达到总人口的8.4%和0.097%。不仅如此，这些压力还很可能促成犯罪和反社会行为的滋长。
蝴蝶飞过的地方逐渐筑起了一只与观念、思想、文化交织的网，将社会里的每个个体，无论男女——都罩入其下。
而透过交错的网格，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存在一片更为广阔的空间：
那是面对着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人们愿意共退一步，重新审视自我和对方，承认弱点和不足，并互相扶持着走下去的地方。